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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的毛澤東與王稼祥1933年4月，他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經(jīng)歷了八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無法取出彈片，只好采取保守療法。翌年1月，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他腹部通著管子、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
 
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他提出要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領導。后來，毛澤東多次稱贊這“關鍵的一票”。遵義會議后，王稼祥與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指揮全軍行動。
 
過雪山草地時，他腸子流膿，甚至爬出蛔蟲，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下來。到達陜北后，他因傷情惡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療。1937年夏，他轉赴莫斯科治傷并任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傷口惡化病倒而無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蘇聯(lián)治療。1947年，王稼祥回東北解放區(qū)，任東北局城工部長。
 
1949年，他擔任新中國首任駐蘇聯(lián)大使，1951年回國任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部長，1956年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幾十年間，王稼祥總是在腹部帶著熱水袋工作。
 
解放以后，他提出過許多寶貴見解。在1958年“大躍進”中，他拒絕隨風附和。1962年初，他大膽地建議應改變援外數(shù)量過大的狀況，要“量力而行”，在國際斗爭中不要四面樹敵。這些觀點被康生等批判為“三和一少”（即所謂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隨后，王稼祥難以再領導中聯(lián)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殘酷批斗和關押。
 
因毛澤東一再肯定他的歷史功績，1973年在黨的“十大”上他又被選為中央委員。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發(fā)起“批林批孔”運動，預感到黨和國家又要遭受新災難，憂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麗喚他起床時，發(fā)現(xiàn)他已全身冰涼。
 
王稼祥于30年代初從莫斯科回國后，很快就擔任重要職務。一些人曾認為他是堅決貫徹共產(chǎn)國際路線的，其實，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從。
 
 
王稼祥、毛澤東、鄧小平合影在反“圍剿”斗爭中，他感到莫斯科來的德籍顧問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按蘇聯(lián)的那套條令組織紅軍作戰(zhàn)，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瞎指揮，因而對當時被排斥的毛澤東產(chǎn)生了敬仰之情。紅軍長征開始后，王稼祥由幾個擔架員抬著行軍。走進廣西時，他見部隊由贛南出發(fā)時的8萬多人只剩3萬多，焦急萬分。這時，毛澤東生病也坐擔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斷交談，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臺！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
 
接著，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nèi)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改由毛澤東領導。他的提議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這一見解，并得到普遍贊同。當時，在正反兩方面實踐的檢驗下，大家都懷念當初毛澤東指揮時的勝利局面，更換領導人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1935年1月，紅軍占領了貴州遵義。敵軍追兵一時還未跟上，部隊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這一機會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發(fā)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后，王稼祥接著發(fā)言，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在絕大多數(shù)同志的擁護下，會議改選了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終于轉危為安。
 
遵義會議后，王稼祥成為指揮紅軍的三人小組成員。到了險要難行的路段，他為了減輕擔架員的負擔，硬是支撐著下來自己走——爬雪山時，他就是在警衛(wèi)員的攙扶下走過來的。中央機關的同志回憶，每天大家到了宿營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擔架才能跟上來。在沒有止痛藥和只能靠鹽水消毒的情況下，他能到達陜北并一路上堅持工作，這真需要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
 
推舉鄧小平
 
 
高崗、劉少奇、王稼祥合影在中央蘇區(qū)時，鄧小平作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被撤職、批斗后，下放到樂安縣南村區(qū)當巡視員。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很生氣，于是他對總政治部副主任賀昌、組織部部長羅榮桓說：“總政秘書長楊尚昆同志到三軍團兼任政委，和三軍團長彭德懷到廣昌前線指揮作戰(zhàn)去了，我想把鄧小平請來當代理秘書長，你們意見怎樣？”賀昌、羅榮桓同志都認為王稼祥的意見很好，表示贊同。
 
臨時中央個別領導人聽說王稼祥提議鄧小平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以驚奇的口氣回答：“鄧小平是‘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一貫反對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又不接受批評，我看暫時不行。”
 
王稼祥反駁道：“我們不能稱鄧小平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這個提法本來就不太妥，我看鄧小平同志一些觀點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央蘇區(qū)實際情況的。臨時中央不用鄧小平，真是偏見，偏見！”他氣沖沖地說：“埋沒人才。”
 
過了一段時間，臨時中央個別領導人沒有答復。眼看當前戰(zhàn)事緊張，總政工作十分缺人，王稼祥十分著急，于是從病床上坐起來，吩咐警衛(wèi)員給博古打電話。電話接通后，他從床上下來接電話：“喂，你是博古同志嗎？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議鄧小平到總政治部擔任代理秘書長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嗎？我等著他來工作。您看我負傷有病，楊尚昆去前方了，總政已經(jīng)空了，如不同意鄧小平來，那就你來兼任總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學時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見，他也深知鄧小平性格剛強，辦事老練，是難得的人才，便答應和中央組織局長李維漢研究，把鄧小平從寧都農(nóng)村勞動地點調(diào)來沙洲壩白屋子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代理秘書長。
 
黨的“智囊”
 
 
王稼祥與李富春在黨的歷史上，王稼祥在職務上幾次起落。30年代他是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1945年召開“七大”時，一些代表對他有意見，經(jīng)毛澤東親自動員，他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后來，他在東北局擔任部長，過去的下級成了他的領導，仍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
 
他于“八大”再度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職務。但是王稼祥沒有消沉，仍然對黨和國家的前景特別是國際處境潛心研究。黨內(nèi)的老同志回憶，王稼祥一向不好玩，總愿意沉思問題，屬于“搖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王稼祥當年提出的一些見解，使人很久后還有振聾發(fā)聵之感。如在各國共產(chǎn)黨都稱頌蘇聯(lián)是“老大哥”時，他就提出黨際關系準則應該是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nèi)部事務。這些原則在1982年中國共產(chǎn)黨“十二大”時寫入了報告中。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時，歸咎于其個人品質(zhì)。王稼祥則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錯誤不是什么個人品質(zhì)問題，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
 
60年代，我國自己節(jié)衣縮食援助某些國家時，他又預言結果將是不利的。雖然許多意見當時未被采納，但是經(jīng)過歷史風雨的檢驗，今人不僅佩服其真知灼見，更敬重他能獨立思考并敢于暢言的膽識。
 
和毛澤東互拉選票見真情
 
自從王稼祥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后，兩人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遵義會議上他投了毛主席關鍵的一票，黨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主動為王稼祥拉選票，這絕非簡單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報恩，而是革命家之間深情厚誼的見證。
 
 
毛澤東與王稼祥王稼祥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31年的龍岡地區(qū)。這里是第一次反“圍剿”首戰(zhàn)告捷，并且活捉了敵師長 張輝瓚的著名地點。那時年僅25歲的王稼祥剛留蘇近五年回國不久，他十分渴望把在蘇聯(lián)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系統(tǒng)學習和掌握的馬列主義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之中。王稼祥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在蘇聯(lián)學習的情況和四中全會的經(jīng)過，而毛澤東則向他詳細地敘述了紅軍中爭論的歷史以及當時的爭論問題，并拿了一些文件給他看。
 
這次會面給王稼祥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后來回憶說，同毛澤東見了幾次面以后，就給了我這樣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而與一身學者氣質(zhì)的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對他的理論功底也頗為贊賞，認為他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論文寫得有理有據(jù)，頗有見地。交談中，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揮筆寫下一幅蘇區(qū)軍民人人會背的對聯(lián)送給王稼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游擊戰(zhàn)里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zhàn)中殲敵人。”
 
王稼祥欣喜地接過對聯(lián)，方知蘇區(qū)軍民就是靠毛澤東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打贏敵人又發(fā)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選擇回國參加第一線革命斗爭是對的。
 
王稼祥和毛澤東在龍岡地區(qū)的會見，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從此以后，這對革命家為了中國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壯大，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毛澤東同志曾多次講過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他說：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遵義會議一開始就出現(xiàn)了正確與錯誤兩種觀點的激烈交鋒。博古首先在會上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總是片面強調(diào)失敗的原因是客觀上敵人力量強大，我們“不可能粉碎這次‘圍剿’”。
王稼祥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毛澤東是嚴厲批評“左”傾錯誤的第一個發(fā)言人，他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以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觀點，會議上一時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意見互相抗衡的局面，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緊接著發(fā)言，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嚴厲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失誤。要求李德和博古下臺，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王稼祥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從仲裁的角度，駁斥了“左”傾領導人試圖推卸責任的辯護之辭，使正確意見一開始就以三比一的絕對優(yōu)勢占了上風，壓倒了“左”傾人物一貫狂妄自大的氣焰。
 
會議最后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結果，也體現(xiàn)了王稼祥所倡議的兩項內(nèi)容：一是撤銷李德中央軍事顧問的職權，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把李德“轟”下來。二是在黨中央領導機構中，毛澤東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們進行分工，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從而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后，王稼祥和周恩來被指定為中央三人軍事小組的成員，協(xié)助毛澤東指揮全軍，勝利地實現(xiàn)了紅軍戰(zhàn)略轉移。中央主力紅軍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指揮下，變被動為主動，進行四渡赤水戰(zhàn)役，取得長征以后第一次重大勝利。爾后全軍 巧渡金沙江，甩掉幾十萬國民黨軍主力的 圍追堵截。 強渡大渡河，飛越 瀘定橋，爬過 大雪山。一系列轉危為安的實踐，顯示出毛澤東高超的 統(tǒng)帥才能。
 
黨的七大會議上，發(fā)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一個上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竟以204票未過半數(shù)而突然落選，連中央委員也沒選上。毛澤東意識和察覺到這一反�，F(xiàn)象，忙親自出來做補救工作。
 
在大會閉幕前夕，毛澤東特地向代表們說了王稼祥應該當選中央委員的問題。
 
 
出席六屆六中全會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人員合影他說：“我在這里關于這個問題要說幾句話。王稼祥同志是犯過錯誤的，在四中全會前后，犯過路線錯誤，此后也犯過若干錯誤。但是，他是有功勞的。”接著他詳細介紹了王稼祥對黨的一系列重大貢獻，第一是四中全會以后，王稼祥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到中央蘇區(qū)，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壓制時，他卻贊助并信任了毛澤東、朱德等同志，支持他們的正確主張。第二是早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是最先從“左”傾教條小宗派中殺出來的，在遵義會議這一關鍵時刻，更起了關鍵作用，不然“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在又一次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六中全會時，是他及時帶回并忠實地傳達了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旗幟鮮明地參與解決了黨內(nèi)的若干嚴重問題。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間，“做了很多好事”，為黨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
 
毛澤東讓大會把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中寫給他的信印發(fā)給大家，認為這些信的確“是他考慮很久才下決心寫的”。毛澤東再一次強調(diào)說，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他現(xiàn)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我認為他是能夠執(zhí)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后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毛澤東的講話中最后又說：“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
 
經(jīng)過毛澤東等同志的工作，大會終于將王稼祥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會后，朱德、彭德懷、李富春和陳云等同志都趕來看望王稼祥，一來探視病情，二來為大會出現(xiàn)的這一反�，F(xiàn)象向王稼祥致以撫慰之意。然而王稼祥除了感謝同志們的好意，不僅沒有一句怨言，連一點不愉快的情緒都沒有流露。他對個人在黨內(nèi)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無動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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